當下公共語境中“辱華”的標準在一些人的嘴里越來越模糊，甚至沒有標準，即便邏輯牽強附會，甚至事實無中生有。

撰文丨張同

3月12日，乒乓國手樊振東1∶3爆冷輸給了隊友林詩棟。輸球之后又有人唱衰樊振東——“看霉霉的演唱會誤了訓練”、“去看演唱會的時候，我就猜到了心思不在打球上”。

此前的3月8日，樊振東在社交平臺上曬出一段在美國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昵稱“霉霉”）新加坡演唱會上的跟唱視頻后，不久就登上了國內熱搜。

圖/視頻截圖

其中有網友銳評：“一個代表gj（國家）的知名運動員，公開喜歡國外明星是不是不太好啊？國內他沒有喜歡的明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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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演唱會本是一件不能再正常的追星活動，樊振東卻被網民因此而指責“崇洋媚外”，實在是出人意料。

要知道，那只是一段一分多鐘的唱歌視頻，甚至都涉及不到什么觀點表達，樊振東并沒有說什么“我沒有喜歡的中國歌手，我只喜歡霉霉”之類的實錘歧視觀點，如此都能夠被某些人上綱上線、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實在是魔幻。

仔細掰扯起來，中國有不少歌迷前往國外參加霉霉的演唱會，甚至也不乏明星，但這位博主精準撇開其他歌迷，定位到樊振東這個歌迷的“國家運動員”身份和霉霉的“國外明星”標簽對比，其背后的用意也不言而喻。

圖/網絡

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指責的“雙標”之處，“外國人喜歡中國明星＝走出國際、國際大咖；中國人喜歡外國明星＝崇洋媚外”。

當然，大多數人都能夠識別出這種指責背后的“其心可誅”，也沒有給運動員造成大面積的負面輿論，但這種“扣帽子”的態勢在輿論場的擴大化，值得整個社會警惕。此個案多多少少也能折射出來在當下輿論場中，國內一些網民在“華”與“外”互動時對“華”呈現出來的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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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辱”之前，我們要先看到底有沒有“崇”。

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回演唱會（the Eras tour）呈現了霉霉音樂生涯10張專輯內40余首歌曲。雖然在國內的討論聲勢不大，但過去整整一年在全球的熱度都居高不下。

2023年首輪全球巡演（共66場），其北美區53場巡演帶動了全美近50億經濟增長，也吸引了不少北美政商娛各界名人到場打卡。

從純粹商業的角度來看，時代巡回演唱會確實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商業產品，而且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無論是舞臺設計，還是燈光服裝舞美，或是換衣服、轉場這些流暢的細節，其成品都代表了北美頂尖音樂工業的水準。

因為演唱會的大獲成功，霉霉也發行了《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回演唱會》大電影，在全球上映。截至2024年3月7日，全球票房超過2.6億美元，該大電影也成為了全球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演唱會電影。無論是演唱會的商業價值，還是演唱會大電影的票房收入，都可以看到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回演唱會成就的實至名歸。

▲大電影《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回演唱會》劇照（圖/豆瓣）

而從國人的記憶來看，在21世紀初全球化的背景下，歐美娛樂、日韓娛樂的文化產品也相繼進入中國，音樂產品、影視產品深刻地影響一批90后觀眾。

不止是泰勒·斯威夫特，同一時期在中國頗有影響力的北美青少年歌手還有艾薇兒、賈斯汀·比伯、賽琳娜·戈麥斯等，這里面有迪士尼童星，也有純粹的歌手，和當時的國內歌手一樣受到國內觀眾的喜愛，相當一批周杰倫的粉絲，也是霉霉的粉絲。

霉霉2010年之前的大熱單曲是很多90后的童年回憶，如今，能夠在演唱會現場再次聽到現場版的演唱，和其他粉絲一起合唱，倒是成了很多人的“爺青回”系列，這怎能用一句“崇洋”就簡單地蓋棺定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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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崇洋媚外”，還是“辱華媚外”，網民在使用這些詞語時，本身就暗含了比較“華”與“外”優劣的意思。而既然有比較的意思存在，自然也避免不了“歧視”和“反歧視”的爭議。

需要明確的是，“反歧視”一詞也來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經常在種族議題上被使用，比如眾所周知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但他們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有一個判定標準，“陣營外的人做有罪推論，陣營內的人是疑罪從無”。黑人對于黑人群體內部的探討，甚至開黑人群體的玩笑，也不會被其他黑人稱之為“辱黑”了，進而在社會議題的討論上會更深刻，而不是反復在道義上糾結。

但在國內的反歧視語境下，出發點都是“我覺得你辱華了”“我覺得你崇洋媚外了”的有罪推定，以至于到現在崇洋、媚外、辱華被一些網友正當化一方對另一方的敵意，目標是把對方消滅或打倒。

圖/圖蟲創意

在一些網民的出發點是“我覺得”的情況下，揪斗“辱華”不免要擴大化。從中國電影拍展示國內勞動人民生活的片子在國外獲獎，被一些人認為是“媚外”；到如今“看了場外國人的演唱會”就被指責“媚外”，也足以可見這個標準在這30多年的變化。

特別是近幾年，“辱華”的大炮倒是越來越多地對準了中國本土企業、中國人。國產動畫電影《雄獅少年》“瞇瞇眼”問題一度引發“辱華”爭議；國產運動品牌李寧冬裝外套因軍綠色配色和錘帽設計引發“媚日辱華”爭議；中國的小眼睛模特因“瞇瞇眼”爭議而失去工作機會，甚至還要承受來自網絡的人身霸凌，乃至要承受“長得丑就不要出來嚇人了”等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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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的是，當下公共語境中“辱華”的標準在一些人的嘴里越來越模糊，甚至沒有標準，即便邏輯牽強附會，甚至事實無中生有。

可以看到的是，無論是商場的元旦貼紙也好，還是企業產品的包裝也罷，“辱華”已經成為了底線性標準，一旦被指責為“辱華”，就會被“一票否決”。

當然，這些指責企業的主體并不真的關心“反歧視”的實際主體，也不想做更高級的、更復雜的探討，他們只是瞅準了這個“一票否決”，一心一意做“愛國賊”的生意罷了。既然“辱華”有流量，那就繼續在網絡中揪斗“辱華”——“不辱也要讓你辱”“中國人只打中國人”。

在“崇洋”“辱華”等標準越來越“我覺得”的情況下，受損失的主體也在擴大化。可能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可能會是一個苦心經營的產品，甚至還可能是一家深耕多年的公司，可到最后一瞧，卻發現：人是中國人，產品是中國人生產的產品，就連公司產業鏈的上下游也全都在中國。

相信那些在嚴肅討論中真正可能會涉及“辱華”問題的外國人和外國企業也是一頭霧水。畢竟，“辱華”的問題本就不是中國人的問題，這些網友說到底只是借“辱華媚外”的幌子，虛空打靶——打靶的對象還是同胞。這也是不少人覺得“7-11”下架農夫山泉水的不對勁之處。

至于結果，“鬧劇”往往成為“悲劇”，2012年的“西安U型鎖”事件就是前車之鑒。一名日系車車主被一個21歲的小伙用摩托車U型鎖砸成重傷，小伙最后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這些代價的起因，也是小伙要“反日”。

是不是很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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