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互聯網“更新”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一批“老人”被拉出來受審。
前些年大家還很客氣。
說孫燕姿是冷門歌手,說周杰倫是不是賣不動票等等,都是基于討論的需求,大家反駁起來也有理有據。
而隨著“越大聲越有理”這條規則的流行。
討論的空間消失了。
人們開始給老一輩的公眾人物直接定性了。
比如我們今天要聊的:
杜琪峰與銀河映像。
好說不說,杜琪峰確實很多年沒有好作品出來了,甚至于,沒有新作品出來了。
上一部公映的是短片集《七人樂隊》(還是很多年前拍的)。
真正算得上杜琪峰作品的,得要算到2016年的《三人行》。
而杜Sir的大本營。
銀河映像,這幾年制作的電影,也是有且僅有一部《命案》。
于是前些時候。
無數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人,直接將其判定:
“水平不行。”
“只會拍古惑仔。”
“不喜歡香港。”
老實說,Sir不想就這樣的言論發表什么反駁的觀點,我們沒辦法和一些片面的仇恨交流。
不過趁這個機會。
我們倒可以好好聊聊杜琪峰,以及銀河映像:
為什么,他們只能屬于香港。
01
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很好回答:
香港,是銀河映像的養分。
這是任何港片影迷,都可以信手拈來的常識。
比如說,這是銀河映像扛把子杜琪峰的電影培訓地:
出身TVB,跟隨王天林。
制作過83版《射雕》等轟動一時的神劇。
半輩子都浸淫于香港影壇。
杜Sir對電影的理解,以及轉型的動力,基本上都是基于香港電影本身帶來的影響。
或者,這是銀河映像的電影素材庫:
銀河很少拍古裝題材。
于是茶餐廳、黑社會、警察成了他們電影里的高頻元素。
脫離了香港。
銀河映像的很多電影,都成了無本之末。
如果說,香港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么銀河映像毫無疑問地就是這個大家庭里最熱心的一份子。
他們成為了香港的記錄者。
就像那兩部香港城市的“日與夜”,《文雀》與《PTU》。
前者:
杜琪峰表面在拍扒手,實際上,是在拍這座城市。
扒手們在張望著香港街頭往來的人。
這自然可以看作是小偷在衡量,此人身上是否有值得伸手的地方。
不過,當這個人走過去后,鏡頭經常停留不動。
鏡頭在捕捉什么呢?
是香港的一街一景,一花一木 。
尤其是任達華騎著頗為復古的自行車,拿著老式的照相機穿過一條條街,拍下香港的街景和普通人的日常勞作。
他擔心所見的一切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消失。
而后者呢:
仿佛是向我們演奏了一首專屬香港的小夜曲。
電影中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一個晚上。
夜越深,街上的行人就越少。
使得我們的注意力更容易投放到城市的景觀上,也就更能感受到月光、霓虹燈光、手電筒光所照耀的一個騷動而又不乏靜謐的香港。
片中人幾乎與香港的夜色融為一體。
而這其中最迷人的場景。
或許就是機動部隊隊員們在雨夜中,穿著雨衣或行走或奔跑的場景了。
所以說。
《文雀》里的任達華是以自行車的速度感受著香港,而《PTU》里的任達華,則是以腳步在丈量香港。
這兩者都是對香港的記錄。
可問題是。
對于香港導演來說,哪怕是與這個城市連接再緊密,也很少有“獨屬于”這個城市的說法。
就像徐克說的:
無論什么時候,拍電影必然要克服很多難關
要自己制造機會
于是他們會在港片低潮期離開香港,或出走好萊塢,或來到內地,重新用技術征服新一批的觀眾。
那為什么杜琪峰不能這么做?
說白了。
同樣是拍動作片,但杜琪峰等人和徐克、吳宇森不同的是:
他們的電影極具“當下性”。
很多時候影片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與“當下的香港”做一番對話。
而一旦脫離了這個語境。
可能就像鄭保瑞一樣,只能拍出些《西游記之三打白骨精》這樣不倫不類的作品了。
舉例來說吧。
2003年非典,香港全城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
所有人情緒低落。
杜琪峰呢,于是拍了一部《柔道龍虎榜》。
告訴港人:
柔道最重要是再站起來
被摔在地上,再站起來便行
就是不停地戰斗
影片里的勵志情緒,在銀河映像的作品中實屬罕見。
2008年,天星碼頭被拆。
港人紛紛抗議。
于是杜琪峰就拿起攝影機,拍出了前面所說的《文雀》,記錄下香港的景物。
最終被不少影評人稱之為,“獻給香港的情書”。
2011年,由于前兩年的金融危機給香港造成了巨大損失。
連杜琪峰本人都深受其害。
于是,他拍攝了一部叫做《奪命金》的電影,聊股市的蝴蝶效應。
影片里有個老伯。
他的那句臺詞,恐怕已經說明白了杜琪峰對于當下經濟環境的態度:
來香港幾十年了
塑料沒得做,我就做制衣
制衣沒得做,我就做電子
工廠都搬走了,我就去做看更(保安)
有什么做什么,我都跟著做了
只想找塊瓦片遮頭
所以,銀河映像的很多電影,其實是發表他們對“當下香港”的看法?
也不止。
Sir特別想提及的,是一部喜劇片:
《嚦咕嚦咕新年財》。
電影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德華的賭徒,一直好運,他信奉規則,更信奉一句話,“牌品即人品,牌品好人品一定會好。”
但如今,他的好運逐漸離他而去了。
時代變了。
而講規則的他,也屢次敗于不講規則的青云之手。
想到了什么?
香港。
世紀末的香港,是籠罩著一些悲觀情緒的。
不管是回歸帶來的不確定性,還是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讓許多港人覺得,時代改變,他們自己的運氣溜走了。
可杜琪峰和韋家輝是怎么說的呢?
電影里有一句臺詞:
越爛的牌,越要用心去打
心不亂,局不棄,才能步步為營,贏回自己的本錢。
于是這部當年的賀歲片。
給不少港人,帶來了精神上的安慰。
所以怎么說呢。
當年在香港,凡名聲過重的電影人,很多都去過好萊塢闖蕩一番。
他們中像成龍、徐克、吳宇森、于仁泰、王家衛、陳可辛,也包括杜琪峰的老同學林嶺東和周潤發,都有過深淺不一的美國之旅。
可杜琪峰等人卻一直堅守在香港。
那是因為,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思考,他們的藝術風格的建立,一直都建立在香港這座城市本身之上,一直與香港的“當下”共呼吸。
不是他們離不開香港。
而是說,內心的情感,讓他們不能離開香港。
02
當然,相比于“銀河映像離不開香港”,Sir更想說的是:
香港電影,更加離不開銀河映像。
怎么說?
因為在港片走下坡路的時候,他們才是香港電影,最后的“脊梁”。
先從“銀河映像”的成立聊起。
杜琪峰為什么要成立一家這樣的公司?
內驅力,當然是自我追求。
這里不得不cue到我們的星爺,可以說,杜琪峰之所以成為杜琪峰,周星馳才是那根導火索。
杜Sir和星爺合作過兩部電影:
《審死官》和《濟公》。
兩部電影之后,杜琪峰便坦言,不再和周星馳合作了。
為什么?
因為杜琪峰認為:
周星馳在片場完全不需要導演
他自己在鏡頭前走來走去
攝像機跟著他走就可以
也就是說杜琪峰在片場沒有什么存在感。
這也逼迫他去思考,日后我應該做個什么樣的導演。
票房大導?
顯然不是。
1992年的《審死官》以4988萬港幣斬獲當年的票房冠軍,1993年的《濟公》賣了2156萬,雖然沒那么好,但也不丟人。
想來想去,他認識到只有全面掌握從制作到內容的話事權,才能拍出自己滿意的電影。
于是。
杜琪峰有了自己開創電影公司的想法,銀河映像自此成立。
那么,成立這家公司的外在原因呢?
其實是當年港片的環境。
自1993年開始,港產片便開啟了一發不可收拾的頹勢。
一邊是港人離港。
一邊是臺資撤退。
香港電影在明星堆砌、題材跟風的慣性操作下,越來越難吸引到觀眾了。
再加上好萊塢入侵與盜版橫行。
到了1996年,港產片的收入甚至已經跌至92年的一半:6.59億港幣。
怎么辦?
顯然,杜琪峰意識到,再拍當年那種《八星抱喜》《阿郎的故事》(均為杜琪峰導演)的電影已經不太行了。
香港電影得變。
于是對于銀河映像來說,你很容易就看到其兩條腿走路的策略。
一是更有當下性的商業喜劇:
比如,杜琪峰自己導演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等都市愛情片,常年位列港片年度票房榜前列。
二是更有藝術性的類型嘗試:
比如他放手讓游達志拍,卻又強勢介入的《非常突然》《暗花》等警匪片,創造了一種嶄新的風格。
這樣的嘗試一方面減緩了港片下墜的頹勢。
而另一方面,則是在一定程度上,讓香港電影的招牌擦得更亮了。
夸張了?
還是舉例來說吧。
我們對黃金時代的港片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過火與癲狂。
港片是很少在意結構和邏輯的,在電影語言方面,他們也往往單純直給,目的只有一個:觀眾無時無刻不被畫面吸引。
可到了銀河映像。
你會發現,香港電影所特有的憤怒化為了以靜制動,不再那么鮮明張狂了。
比如:
當徐克把港片剪得越來越碎,節奏越來越快的時候。
銀河映像卻反其道而行。
在《文雀》中,眾人手握黑傘在慢放鏡頭里,打架打得跟跳舞般優雅。
或者:
當港片越來越講求信息密集度,試圖每一分鐘不冷場的時候。
在《槍火》里。
卻拍了一分半鐘的“踢紙團”戲,沒有對白,極其“無聊”。
以及,銀河映像的招牌:
宿命。
這在《大只佬》、《神探》和《盲探》中都有著相當突出的表現。
特別是《暗花》里。
一個“洪先生”,已然成為“看不見的大手”的代名詞:
一個十幾年沒回澳門的老家伙
能狠到哪兒去
如果他真這么厲害 我都想見一見他
這些給港片帶來了什么影響?
就拿“宿命”來說。
97之后,有大量的電影創作,都深受這種宿命論的影響。
比如,《無間道》的雙向臥底,同時也是雙向毀滅。
或者,林超賢的《證人》、《線人》、《火龍》、《魔警》都描繪出一幅一念所動,萬劫不復的無常地界。
說到底,其實是銀河映像讓香港警匪片走入了另一個階段。
一個以吸睛為目的的,壯烈的片種,逐漸轉化為精致內斂的,散發出感傷意味的類型。
平添了一種文學性。
就像《黑社會》。
它說的只是黑幫的沉浮史嗎?
當然不。
這里有身份認同,有時代焦慮,有人身處社會的猝不及防,也有被拋棄的人群,那種無奈的殘酷。
它的復雜性,超越了大部分的港片。
于是你可以看到。
第一部里,大D(梁家輝 飾)死在妻子(邵美琪 飾)茫然失措的眼睛里。
妻子也很快被阿樂(任達華 飾)勒斃。
第二部里,阿樂被手下的人打死,他很快就放棄了掙扎。
他只能選擇借生命的最后一絲余暉,多看幾眼兒子向前奔跑的身影。
在人算不如天算,計劃趕不上變化的敘事策略里,總有一雙無形的手,不經意間就扼住了命運的咽喉。
他們只能殊途同歸。
而這樣的“文學性”描述,既給香港最具標識的黑幫或警匪片賦予全新的意義,也讓香港電影人在類型制作的框架下,對香港這一特殊地域的存在感,發出了一連串的哀嘆。
如此來看。
還會有人覺得,銀河映像對于香港電影,是可有可無的嗎?
03
是的,說到這里,也該說“當下”了。
不得不提一部電影:
《柔道龍虎榜》。
這一度,代表著香港電影甚至整個香港處于低潮時期,杜琪峰面對困境的態度。
影片里有這么一個場景。
視力即將消失的司徒寶(古天樂 飾)和小夢(應采兒 飾)在賭場賭錢。
本來是好運連連。
但。
最后一把,司徒寶還是輸了。
在一旁的小夢看著剛剛贏來的四十萬一把輸光,不甘心,抱起臺面上的錢就跑。
錢紛紛灑落。
司徒寶的反應呢?
看著“財富逐漸流失”,聽著追打聲也越來越近。
他反而笑了。
為什么?
其實就是一句話:
當人生注定不停失去,當生命結局注定死亡,當你真正意識到這種痛苦宿命般的輪回與無解,那么,與其驚慌失措,不如體面而坦然地接受。
這種接受自己的方式,一點也不消極。
是一種不執迷于結局,超越于結局,只對自己負責的奮斗。
就像杜琪峰在采訪里提到的:
無論遇到什么困境,也要好好的熬過它,不要用一個消極的態度去面對困難。
現實中他們也的確是這么做的:
我們都知道2000年之后香港電影是個什么樣的環境。
吳宇森徐克出走好萊塢。
李連杰成龍逐漸打不動。
那些在業界稍稍知名的人也都把目光投向內地,試圖為自己尋找一個新的生機。
可是啊。
大佬們找出路容易,新人們就沒那么多機會了。
當電影工業撤出香港。
港片所面臨的情況,也就和司徒寶一樣,逐漸地“看不見”希望了。
而杜琪峰怎么做呢?
一件眾所周知的事:
鮮浪潮。
2005年,鮮浪潮正式啟動,當時擔任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的杜琪峰發起了“鮮浪潮”本地短片競賽,為新晉電影人才提供資助和制作培訓。
他試圖延續香港電影的血脈。
一時腦熱?
并不。
從2005年開始,杜琪峰一直在支持著這項活動,到今年,已經是第18個年頭了。
雖然這其中并未誕生什么大紅大紫的導演。
但卻給港片提供了大量新生力量。
比如說:
《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
其中,許學文是第一屆鮮浪潮的最佳影片得獎者,歐文杰是第二屆“鮮浪潮大獎”獲得者,而黃偉杰則是2010年鮮浪潮公開組最佳攝影獎獲得者。
影片Sir也說過很多次。
銀河映像風格十足。
而其他人呢?
有更多:
比如黃進,他的首部短片獲得了鮮浪潮“最佳編劇”獎。
之后創作了《一念無明》。
比如李駿碩,他的首部短片獲得了“鮮浪潮大獎”。
后來拍出了《濁水漂流》。
另外。
諸如《金都》的黃綺琳,《正義回廊》的何爵天、《窄路微塵》的林森、《年少日記》的卓亦謙、《燈火闌珊》的曾憲寧,《流水落花》的賈勝楓等等等等大量導演,也都是由鮮浪潮起步。
他們如今已然成為港片的中堅力量。
而鮮浪潮,在他們起步的時候,的確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現在呢?
如你所知,事情似乎正在發生著變化。
仿佛一個輪回。
杜琪峰、銀河映像、港片都在朝著一個悲觀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
其實銀河映像,很久沒有什么動靜了。
杜琪峰久不拍片。
就連監制的那部《三命》,2021年便已拍攝,但不知道為何,至今沒有播出。
而韋家輝、鄭保瑞他們一直在做著自己的事,前者拍《神探大戰》,后者拍《九龍城寨之圍城》,看起來很風光。
但已經和銀河映像沒什么關系了。
另一方面:
鮮浪潮也難以為繼了。
前段時間,香港藝術發展局徹底停掉了對鮮浪潮的資助,這意味著這個不盈利的項目,不得不找“好心”的金主來維系生存。
雖然杜琪峰說,只要他在香港,就一定會支持鮮浪潮。
可隨著資金困難。
可以想象,想必也越來越難了。
而港片呢:
不得不說,這也是港片一種無奈的現實。
別看《破地獄》大賣。
現實是,今年的港片數量依舊很少,能賣得動的商業片依舊寥寥。
存活,本就不易。
怎么辦?
沒錯,這時候的杜琪峰也會抱怨。
比如前段時間。
他也會說出“現在的電影我覺得變差了,全球的電影都差了”,這樣悲觀的話。
甚至于直接說,拍不出電影了。
可是啊。
Sir覺得,他其實更明白,那些困難,那些阻礙,都是客觀因素,一如幾十年來經歷過的種種起伏。
就像他接受采訪時說的那句話:
只有自己不干了
那才是投降
Sir并不相信,杜琪峰就這么輕易投降了。
他只是在感情上無法回避。
只是因為當他與香港難舍難分,傾注了過多的愛時,一時的沮喪罷了。
所以說,杜琪峰才不會消失。
銀河映像也不會消失。
港片更不會消失。
總有一天。
我們等到他們的重新抖擻,再度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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