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姜文用過的編劇，都變成了藥渣”。

話糙，道理卻不假，一個自幼挨揍都提前預約的奇人，有什么做不出來？

“直男”

姜家三兄妹中，姜文是老大，出生在1963年的唐山，家里人寵著他，性格很直，心情全寫在臉上，正因這樣，經常挨打。

“挨揍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媽打我前還提前預約”。

日后說起也甚是無語的經歷，母親凌晨12點將其從床上薅起來，不知犯了什么錯，結結實實挨打，然后睡覺。

母子倆心照不宣，沒少打，沒影響孝敬，電影拍出來后，最好的位置肯定留給父母，要求二老提意見，打時手上都不收勁，評價自然不會弄虛作假。

一種“特殊”的信任，而其與電影緣分的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出生在唐山，輾轉居住在貴州、湖南，1973年后才安定下來，定居北京，四處遷移的生活，創造不同的社會閱歷，見識的多了，也想拍下來。

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在1993年的8月正式開拍，真正成為導演之前，姜文的頭銜，是演員。

伯樂是中學時期的班主任，一場班會活動，老師發現平常寡言的姜文在表現時竟有極大天分，鼓勵他報考表演系，第一年，落榜了。

1980年再戰，中央戲劇學院為其打開大門，張仁里慧眼識珠，打磨之后，璞玉成明珠，也成了大導演。

拍電影，推動是對電影行業狀況的不滿足，零幀起手，沒錢沒資源，只有在看樣品的時候，才覺得在“活著”，很成功。

好的作品，觀后感是千人千面，有人看喜，有人覺悲，票房很好，5000萬，榮成1995年國內票房第一，做出了成績，再拍電影，姜文更謹慎了。

“讓電影，不只是電影”

拍《鬼子來了》，姜文是有“私心”的。

抗日劇，和很多作品一樣，復刻了日本軍隊當年在中國的暴行，想起警示作用，告誡國人，面對惡人，不能無端報以善良，傳達給日本觀眾，歷史需要真正面對，而非否認。

更大的作用，在“洗刷冤屈”，不少抗日老電影也曾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起反效果，根據拍攝內容，教育日本年輕人，中國的老百姓哪一個不是間諜？哪一個不是不穿軍裝的軍人，說辭強行合理，反倒讓“全民殲滅”合理化。

姜文拍抗日電影，就是不想再給日本人類似口實，家國情懷輔以實力演繹，《鬼子來了》在2000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收獲一片掌聲。

只拍自己想拍的，熱愛推動，才能將一件事情做好，直到《太陽照常升起》的出現，姜文被輿論反噬。

觀眾表示看不懂，惡評很多，姜文苦惱過，卻沒懷疑過，票房不能代表一切，有人看不懂，有人高評，藝術電影的受眾開始接納姜文，在知識精英維度，姜文得到了認可。

2010年的《讓子彈飛》將委屈洗刷，“票房決定質量”的畸形，姜文開辟平衡之路，7億票房刷新中國電影市場記錄，市場正式接納獨樹一幟的姜文，稱其是“站著賺錢”的業界良心，是能真正做到集票房大賣、社會批判和藝術水準為一體的好導演。

貌似飄了，《一步之遙》的出路，將姜文“打回原形”。

四年打磨原以為會是精品，大規模宣傳，噱頭累的高高的，真上映了，影院很安靜，不知評價什么，閉嘴不言亦或看不懂，已經是很高的評價。

不可否認用心，選角很負責，不用整容臉，為了達到理想中的畫面標準，重新粉刷了煙囪，鋪了鐵軌，還種下了大片鮮花，不可否認付出，也需清楚，影片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好看、有趣”是姜文對電影的底線，自詡做到了，罵就罵吧，個人特色濃厚，電影中的“英雄”，現實生活中的孩子，正因有矛盾，才讓姜文更加立體。

“終章”

“民國三部曲”的最終章，落在《邪不壓正》上。

一部寫給老北京的情書，堪稱荒誕的拍攝手法，在執導的電影中，姜文重塑了一個北京城，是幻想，也是期待，電影可肅穆，可幽默，藝術上來說，姜文無可挑剔，翻身仗，又一次成功。

市場對姜文寬容，在其執導的電影，雖有爭議，卻始終有傳達，而非過目即忘。

這便是姜文所追求的，生活中有困惑，帶著好奇去拍電影，尋找答案，也拍出答案，他從不追求完美，十全十美之事也追求不來，但求盡可能消滅遺憾。

有態度是貼在姜文身上的標簽，作品少而精，平均4年一部，為雕琢，也為生活。

不服務于錢，大部分時間都在照顧生活，人前毒舌，家庭中負責，在家不談工作，一心陪妻子，陪孩子，給兒子喂飯也是大事，知曉生活真正的重心，他從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

母親在其幼年時毫無征兆的辭去了工作，沒有原因，只是不想上班了，人生只有一次，盡心感受，方能看見被人忽略遺忘的好東西，拍出來，便是姜文。

電影離不開藝術，而藝術，長存于生活，個性鮮明，成了長在姜文身體中的野蠻能量，它塑造了獨樹一幟，借此成就了中國電影史上獨一無二的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