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熱播的電視劇《我是刑警》以刑偵專家秦川（于和偉飾）等人物為核心，以多起真實刑事案件為原型，提煉和串聯起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偵工作的發展進程，展現了刑偵精神的代際傳承。該劇踐行現實主義的創作路徑，以寫實手法構建生動的現實圖景，進而以對典型人物的深度塑造開掘歷史動因，成為近年來國產劇集中的又一現實主義佳作。不過在典型人物呈現上，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推陳出新的紀實刑偵劇
近年來，得益于流媒體平臺的發展、影視類型化水準的提升等，我國劇集創作中涌現出一股懸疑犯罪劇熱潮，《白夜追兇》《隱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狂飆》《塵封十三載》等作品可謂個中代表。為適應流媒體時代的觀影環境與趣味，這波創作熱潮整體上追求越來越極致的類型化手法與風格化影像，致力于構建懸念叢生、高潮迭起的故事情節。電視劇《我是刑警》帶來了一種“既新且舊”的感覺，“新”在于其強烈的紀實性有異于當下懸疑犯罪劇注重類型化、奇觀化的整體創作趨向，“舊”在于它喚起了人們對于老式國產刑偵劇的審美感受與文化記憶。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電視劇創作中曾出現一波重案實錄刑偵劇的熱潮。《緊急追捕》《9·18大案偵破紀實》《金海岸》《刑警本色》《12·1槍殺大案》《驚天大劫案》《命案十三宗》《重案六組》《中國刑偵1號案》等一大批根據真實刑事大案改編的作品涌現，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探奇心理。但其中一些作品刻意渲染血腥暴力，所采取的紀實手法走向了不加虛構與反思的自然主義，隱含著激發恐慌心理、誘發模仿效應等風險，最終導致這波熱潮在相關部門的及時管控下趨于平緩。
顯然，《我是刑警》接續了中式紀實刑偵劇中斷良久的創作脈絡，并在其基礎上推陳出新。真實犯罪事件的改編常常能夠提供一種虛構故事所缺乏的話題性與感染力，此類創作的要點和難點在于如何處理虛實之間的張力，避免陷入“真實”的陷阱。優秀的改編，既要坐實望虛，在真實事件的基礎上加以合理想象與改造；也要以虛證實，透過虛構故事展現社會生活的真實性?？傮w來看，《我是刑警》較好地平衡了藝術虛構與真實案件之間的關系。
從敘事手法上來看，《我是刑警》通過秦川這一核心人物將諸多案件串聯起來，形成了獨特的敘事結構。該劇雖然由鶴崗“1·28”持槍搶劫案、甘蒙“8·05”系列強奸殺人案、凱里“1·13”爆炸案、蘇湘渝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等許多轟動一時的刑事要案改編而來，但沒有耽溺于犯罪過程的渲染，而是將重點放在案件偵破全過程的細致呈現上。通過還原犯罪現場、細述偵破過程、深挖犯罪動機，引導觀眾身臨其境地體會刑偵工作的復雜與艱辛。由于不同案件的偵破難度和敘事手法不同，導致不同篇章之間有些詳略失當，諸如郭鳳英詐騙案、糧庫失竊案等段落顯得有些倉促、單薄。
在影像風格上，《我是刑警》表現出生活流與日?；厣?。該劇沒有精致的影像風格，并不試圖賦予現實以別樣的濾鏡，而是有意追求一種不加修飾的生活質感，由此形成了一種真實而粗糲的現實主義風格。該劇雖然時間跨度長達30余年，但較為準確地還原出了我國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進程中不同階段的環境特色與時代氛圍，形成了一幅令人信服的社會流變圖景。美中不足的是，劇中許多角色并未使用演員原聲，而是采取了后期配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真實感。
以典型人物開掘歷史動因
然而，對于現實主義創作而言，做到細節的真實還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現實主義應當既有現實的皮毛，也有現實的骨肉?；蛘哒f，既要有現實圖景的描畫，也要有社會發展規律的呈現。 《我是刑警》的顯著特色，在于透過“秦川”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來追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偵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層動因。
典型化是現實主義創作的核心路徑，透過典型人物把握歷史真實是現實主義的要義。近年來，我國文藝作品尤其是改革開放題材影視劇中出現了一股典型化的潮流。在回望改革開放進程時，創作者們自覺地通過典型化的方式來觀照各行各業，從而塑造出宋運輝（《大江大河》）、陳江河（《雞毛飛上天》）、周秉昆（《人世間》）、馬得福（《山海情》）、阿寶（《繁花》）、徐慧真（《正陽門下小女人》）、許半夏（《風吹半夏》）等既富有獨特個性又凝結時代精神的人物。
作為刑偵領域的代表，“秦川”的出現進一步豐富了當代改革者形象的人物譜系。創作者以現實中赫赫有名的“刑偵八虎”作為原型，進一步提煉和虛構了這位富有感召力的典型人物。借助秦川從一名大學生、普通刑警，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刑偵專家的過程，該劇有意凸顯了其身上的多重性格特質：在日常生活中親近隨和、體恤下屬、守諾重情，在案件面前則清廉剛直、堅持己見、從不言棄。在偵辦張克寒案、清江賭場爆炸案等案件過程中，面對現實阻礙與人心動搖，秦川始終迎難而上、百折無悔。顯然，該劇力圖塑造一位兼具道德魅力與專業精神、既務實篤行又葆有理想主義情懷的典型人物，以此化為當代刑警的理想形象。
更進一步來看，該劇的現實主義品格還在于借助“秦川”這一典型人物去透析與開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偵工作乃至法治建設的演進規律。簡言之，該劇深入闡釋了我國刑偵現代化在深層動因層面的變與不變。
變化在于，刑偵事業的發展依賴于科技進步與體制改革。該劇將核心人物秦川設定為大學生及知識分子，同時借助不同案例不厭其煩地展現DNA分析、指紋識別、監控視頻和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在刑偵工作中的運用，正是為了展現知識與科技所蘊含的變革力量。同時，該劇也對各自為政、推諉扯皮等體制積弊進行了揭露，體現出褒貶皆有的創作姿態。而不變在于，刑偵工作的開展需要持續而共通的價值理念與精神底色。圍繞秦川這一核心人物，該劇塑造了武英德、曹忠恕、陶維志、李文、曹陽、葉海平等老中青三代刑偵人物群像，以代際敘事的方式去傳承刑偵精神，形塑價值認同。正如片名《我是刑警》的修辭術所表露的那樣，這是小我建構身份認同的個體故事，更是個體融入集體的宏大敘事。
典型化運用中的一點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我是刑警》體現出了對于現實主義路徑尤其是典型化手法的新探索，但也有一些需要思考的創作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典型人物對次要人物的遮蔽。該劇出場人物繁多，以案件勾連起了刑警、罪犯、普通市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由于敘事上采取了以核心人物秦川串聯案件的念珠式結構，且創作者抱著明顯的典型化意圖，就導致創作心力幾乎都灌注到了秦川身上。劇中許多次要人物輪番出場，還未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便匆忙退場。即便是武英德、曹忠恕等重要人物的性格也較為扁平，可供發揮的空間并不大。這就導致該劇并未形成多個人物之間棋逢對手、充滿張力的群像戲。
第二個問題，是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的錯位?，F實主義手法強調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將環境視作人物性格生成的重要土壤。由于《我是刑警》采取人物串聯案件的結構，導致人物被事件牽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與社會環境之間有機的互動關系。一個明顯的感受是，在該劇的前六集中，秦川作為初出茅廬的刑警體現出了成長變化的人物弧光，并與他所熟悉的故鄉環境之間產生了緊密的關聯。師父高建設、好友葉茂生、鄰居白玲、罪犯宋小軍、上司胡兵等人構成的有機的社會網絡，使得這一人物形象也顯得十分飽滿生動。但隨著劇情的發展，秦川逐漸成長為游走于各地的指揮者角色，形象越來越固化和崇高化，缺乏了人物前期的鮮活感。
當然，以上問題并不能掩蓋《我是刑警》的光芒。該劇的紀實手法與典型塑造體現出了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可謂當下懸疑犯罪劇中的一股清流。也期待未來的國產劇更能夠在題材與類型上銳意創新，進一步開拓現實主義的可能性。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