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人的境遇】12月27日 晚，有網友爆料趙露思被攙扶上輪椅送醫，面容憔悴；同時，趙露思的個人微博主頁顯示“由于博主設置，目前內容暫不可見。博主將在2025年1月3日12時33分恢復”。12月28日，趙露思的朋友發文表示：“她目前正在醫院積極接受治療，此前確實進過搶救室，并伴有失語的癥狀。”對此，大部分的討論都聚焦于“趙露思可能患有抑郁癥”，多家娛樂性媒體也樂于細數這一年來趙露思容貌上的變化、事業的波折、在節目中的“情緒失控”，反復咀嚼著趙露思說的“都說我沒有以前好看，但以前也沒有人說我好看啊”等言論，直言趙露思太敏感和脆弱，處處討好，處處自證，處處小心翼翼，卻適得其反。

☆ 【一群人的縮影】這是作為女明星的趙露思的個人境遇，可一旦剝離娛樂圈和女明星等個體標簽，這些焦慮和討好，表面的松弛和背后的崩潰也是時代的縮影。標題化用自一句經典的女性主義宣言“女性不是一種性別，而是一種處境。”當我們談論“女性”時，我們談論的是性別弱勢、是父權社會、是隱性的歧視、是長久的凝視。當我們談論“一個生了病的女明星”時，我們談論的是“服美役”、是“娛樂工業之下個體的商品化”、是“金錢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后的社會同理心的缺失”。一位女性的困頓源于父權體系帶來的持續不斷的規訓；一位公眾人物的“病態”，也和充滿凝視的社會，和無數焦慮的年輕人重合。

☆ 【契機】或許剛好是趙露思、剛好是一位女明星、剛好是一位公眾人物，讓無數個普通人要面對的焦慮、苛責、崩潰、討好、小心翼翼、自我矛盾被放大數倍，也讓一切被遮蔽的戾氣和凝視曝露在大眾視野。

We need to understanding.

隱性的傷害?

病態的個體?

@TuTouSuo ??

☆ 回應期待，是一種處境

今年9月，我寫了一篇名為《》的文章，這是一件發生在我身邊的真實故事。秋天的悲劇很快被冬日的寒冷抹殺殆盡，小區里已不再有人提及那個女孩，也鮮少有人在意一個生命的離去。這篇文章發出之后，我的一位在高中任教的朋友與我聊及此事，先是說了這個女孩的事情各個學校都在討論，而后和我分享了一篇文章，里面談及當下年輕人心理狀態時，用了這樣一番表述：“學生們對跳樓這件事似乎沒什么諱莫如深的，甚至他們課間還會討論，覺得高一跳的性價比更高，不用接受接下來兩年的煎熬。”

如果說這種說法稍顯危言聳聽，那 《 2023 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郁檢 出率為24.6%，其中，高中生為40%，初中生30%，小學生10%。而大部分青少年抑郁的原因，都和“壓力太大”“無法達到大家的期待”“無法承受來自父母和老師的苛責與失望”有關。

去年1月，豆瓣上出現了一個名為“好學生心態受害者”的小組，并在短短數月內就聚集了幾萬名成員。小組成員并非是真正的學生，而是各種處于不同公司、擁有不同職位的“打工人”，他們在小組中控訴好學生心態讓他們在職場中擅長反思、總是內耗、小心翼翼，具體表現面對不合理的績效壓力不敢有任何怨言、完不成目標時只怪自己不夠努力、出現失誤時過度反省以致常常被同事甩鍋、不敢請假不敢休息不敢在工作時間不回消息等等。

之所以使用“好學生心態”這一表達，是因為這類員工在讀書時往往是班上那個“最聽話”的好學生，永遠是“別人家的孩子”，總是“受到夸獎”。一個習慣于保持優秀的人，總是會在無數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用自我壓榨的方式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來保持得來不易的“優秀”，同時不敢違背上夸獎給予者分毫，因為“違背”意味著“指責”和“失望”。

上個月，趙露思在一場直播宣傳活動中被安排讀粉絲來信，讀信讀到一半她眼眶泛紅，很快便淚如雨下，在像所有女明星一樣扇風、仰頭控制眼淚之后，她小聲地說了句：“過會又要挨罵了。”同樣，在某次節目宣傳中有粉絲夸她努力認真，她回應粉絲：“別這么說，我都能想象到一會的評論區，肯定會說這都是演員該做的，沒什么好夸的。”除此之外，趙露思今年容貌的改變、妝容的調整、對身材堪稱嚴苛的控制、在公眾鏡頭中表達出的“夸張”的親和力等等，都和過去大眾對她的“普女”“土”“胖”等評價一一對應。

“期待”是一種隱性的暴力。

它在我們學生時代，具象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考試分數，又在職場中變成了績效和工作成果；在普通人那里，它需要個體不斷證明自己“有用”和“優秀”，在公眾人物那里，它則需要公眾人物一次又一次貼合大眾的想象。

家長的期待、老師的期待、領導的期待、同事的期待、伴侶的期待、粉絲的期待、大眾的期待——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引用了薩特舉過的例子：“當我們在咖啡廳接受服務時，我們希望那個服務員像「服務員」，這會給人帶來足夠的掌控感，但「服務員」本身則被限制在了「咖啡廳」和「服務員」這兩種身份之間，這就是「他人即地獄」。”

換言之，期待是來自上位者的凝視，而表演是下位者的回應。但正是因為社會本身處于永恒的流動中，不同的身份可以同時相互轉化——作為“上位者”的父母在公司里可能是作為“下位者”的職員，作為“下位者”的普通大眾在輿論場中又是可以評價他人的“上位者”——于是，社會便構建出了“無處不他者”“無處不凝視”“無處不表演”“無處不建構”的循環。

這甚至會導致在某處未被滿足的期待，變本加厲的投射到另一處，于是期待也就隨之轉化為了苛責和焦慮。我們常說的“東亞父母”“雞娃”等社會話語里，盡是期待的暴力。

☆ 自證與內耗，是一種處境

大多數人面對期待的方式很簡單，即我們的思維定勢里認為期待是好的，是“為我好”，所以不假思索全盤接受外部的期待，并以此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竭盡所能表演出一個符合他人期待的“新自我”。

“我會考出更好的成績。”

“我會找到有面兒的工作。”

“我是一個好孩子。”

“我是一個好學生。”

“我是一個好員工。”

“我是一個聽勸的好愛豆。”

這就涉及個體的內在割裂，即社會期待和自我期待是否具有同一性。卡倫·霍妮在談及現代人的精神焦慮時，提及了個體同時存在的兩種人格，即“理想假我”和“真實自我”：理想假我即滿足社會期待的個體表演，而真實自我則是個人不受外部環境左右的真實訴求。大部分個體在逐步融入社會時被諸多外部期待和條條框框規訓得很好，真實自我和理想假我趨于統一，別人的期待即自我的想法；但依然會存在部分個體，無法將社會期待與自我想象融合，便會出現社會要求和自我愿望之間的割裂。

前者構建出的是去人格 化的社會機器，是對凝視的習以為常。在《規訓與懲罰》中， 福柯借“全景監獄”的隱喻勾勒了規則與他者對“個體”的控制，福柯認為，正是因為全景監獄中被凝視的“囚犯”永遠不知道自己何時在被觀察。這種不確定性使得他們不得不時刻自我約束。這種自我約束也帶來了“自我的客體化”，即個體因凝視的存在，主動剝離自身的個性與人格化特征，并讓自己始終處于“滿足觀察者期待”的客體地位。

后者則易讓個體陷入無窮無盡的自證陷阱和自我內耗中，既需要對外反復以“自證”的方式顯示自己“表演”得足夠好，又需要對內反復確認自我行動的正確性，試圖將外部的規訓，合理化成自己的要求。

這就像大部分人雖心有曠野，卻不得不困于軌道，既要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考研、考公、績效考核證明自己的能力，又會在無數個崩潰的瞬間勸慰自己：生而普通，沒有更好的選擇，無法選擇，只能面對，沒有曠野，便先走上軌道。

這也像趙露思等公眾人物，明知作為公眾人物不應該過度關注外界的聲音，應當以業務能力為先，卻又總是摒棄各種差評，唯有回應以“擁有更好的容貌”“更精致的妝容”“更拼命地工作”來自證，并在自我懷疑的時刻反復告誡自己：生而為明星，必須接受所有的聲音，沒有選擇，只有面對。

☆ 社會正在喪失同理心，也是一種處境

寫到這里，我大約也能像趙露思一樣想象到評論區：“208w有什么好同情的？”“心疼明星不如先心疼心疼自己吧！”“你肯定是她的粉絲來洗白的。”然后我只能自證，我不是她的粉絲，我只是探討這件事本身，我只是在分析一種常態化的社會處境，別人不信，我就開始自我內耗并勸說自己：“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

“處境”一詞在這里，形成了完美的閉環。

韓炳哲在《在群中》里寫：“空間距離的削弱帶來的是精神距離的消融。數字的媒介性不利于尊重。”而今天，我們大可以將《在群中》改寫為《在網絡中》，并由此言明，數字媒介不僅不利于尊重，數字媒介還會因為精神距離的消散，而孵化出肆無忌憚的恨意，這種裹挾著“個體宣泄”的恨意，讓網絡空間中的同理心趨于消失。

這是趙露思們，以及我們面對的最后一種“處境”。

人和人之間的共情和同理中本不應該摻雜著“金錢”或“身份”這類外在衡量標準，人去心疼另一個人、去理解甚至想要拯救另一個人是我們生而為人的珍貴品格，是人類善良的底色。 但正是因為這重 底色之上， 多了更多的外在 評價標準，且這些關于“金錢”“身份”的外在標準實在是太直白、太顯性，才讓社會愈發的趨于冷漠和利己主義：

在 心疼一個病人前要先考慮她是不是賺了很多錢，在 共情一個努力的人之前要先想一想她的努力是不是比我的努力回報更多——如此種種，恰是映射了這篇文章中反復言說的“外在規訓”與“他人凝視”。

我們都被這個層級固化、利益至上的社會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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