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題圖 | 渣渣郡
本文首發于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里，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千禧年初，有這樣一檔電視節目。
它的播出時間被放在《大風車》前面，于是許多等待動畫片的小孩，不得不收看幾分鐘這檔“大人節目”。
那個胖胖的，留著1厘米短發的女主持人，和我們在電視上見到的其他女性太不一樣了。她總是在鏡頭里嚴肅地說著什么，但兒時的我一個字也聽不懂。
后來我才知道，那是央視唯一一檔以性別定位的節目，也是國內最早的女性節目《半邊天》，電視里那個叫做張越的女主持人，說出的是關于“女性主義”的話語。
在那檔《半邊天》里，人們記住了一個名叫劉小樣的陜西婦女。后來，人物記者安小慶再次找到了她，寫出了那篇著名報道《平原上的娜拉》。
主持人，親歷者，寫作者——這是一部屬于中國女性的《時時刻刻》，而這次，三位女性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阻礙，緊緊相擁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再見到張越，我甚至完全沒有認出她的樣子。
她瘦了很多很多，我先一步辨認出來的，是她熟悉的自信有力的嗓音。
從央視退休之后，張越想要完成她未竟的理想。她想給《半邊天》的觀眾們一個交代，想去探尋那些曾經采訪過的女人們，現在都過得怎么樣了。
《她的房間》就這么誕生了。像是千禧年的《張越訪談》，她第一個尋找的人，就是那個轟動了整個互聯網的劉小樣。
22年前，劉小樣穿著紅色的大衣，臉頰紅彤彤的，像是發著高燒。她羞赧地打量著從北京而來的攝制組，坐在家門口的板凳上，她說出那句“我寧愿痛苦，不要麻木”。
一疊來自陜西關中平原寄出的書信，促成了《半邊天》最有影響力的一集。
“在農村，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閑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要打破它就會感到無助、無望、孤獨，好像好多眼睛在盯著你。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愿地去遵守這些規矩?！?/p>
坐在黃土房子前面的劉小樣，臉上的表情平靜且不甘。她雖然羞于表達，但每一句話都振聾發聵。
她清楚地知道，一個農村女人的命運是從父家走向夫家，不配擁有任何屬于自己的東西。她想要讀書，想要看電視，想要把精神的窗戶一直打開。她渴望知識，也渴求外面的世界。她把電視當作書來讀，跟著字幕一句句默念，緊緊抓著“普通話”這條與外界勾連的繩索。
她享受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股怪異的悸動，就像她享受痛苦一樣。就連身上紅色的棉襖，也是她對生活的微小反抗，她不想沉下去，更不想和土地融為一體。
女兒說她是“做飯的人”，她立刻回絕道：“我最煩別人說我是做飯的”。
就是這一集在央視播出的《半邊天》，改變了大涼山深處的女孩安小慶。
她考出了深山，考到了北京師范大學的中文系，成為一名記者，寫出了那篇《平原上的娜拉》。
張越告訴我們，劉小樣不僅改變了安小慶的人生，她的姐姐也是劉小樣的觀眾之一。長大之后，姐姐成為大涼山的緝毒女警，在對吸毒人員進行心理治療的時候，總會穿插一些女性主義的內容。
對于兒時的安小慶來說，群山困住了她的童年。山外面的世界，只能靠出差回家的父親帶來的禮物填補想象。她在日記里寫道：“這些山怎么這么難翻過去啊？”
種子隨機掉落在安小慶的青春期。上中學的時候，還不懂的娜拉與女性主義的她，看到了那一期《我叫劉小樣》，她第一次被女性的力量震動，一個關中平原的女人，說出了她對遠方世界的無限向往。她下定決心，以后高考填志愿，全部都填省外的。
大學畢業成為記者后，安小慶總是忍不住搜索“劉小樣現在怎么樣了”。結果無人知曉。
2020年的春天，安小慶的職業倦怠在大環境的推動下達到了某種悲觀的頂峰。身處抑郁癥中的她，開始思索自己作為記者“遺愿清單”，第一個跳出來的選題，就是“找到劉小樣”。
張越如今回憶起來也常常感慨。那時候她的手機壞了，通訊錄全部丟失，弄丟了劉小樣的聯系方式，她們之間失聯了十多年。但只有安小慶鍥而不舍地追問她，纏著她，一定要做出這次報道。
張越委托很多同事回憶劉小樣的地址，但結果只能得到一個模糊的縣城名字。就連從前央視的同事也在拍攝素材里尋找線索，一幀一幀地翻找路牌、商店、化肥口袋、標語，試圖找到劉小樣的村子，但都失敗了。
最后，是死磕到底的安小慶，找到了劉小樣。
她聯系了婦聯的工作人員，縣婦聯的人通過當地朋友，終于找到了劉小樣夫婦的村莊。20年后，安小慶終于見到了這個她念了無數遍的女人，寫出了那篇轟動整個互聯網的文章《平原上的娜拉》。這個身穿紅棉襖的農村女性，再一次成為無數人的精神力量。
三個彼此影響、關照、對望的女人，就是中國的“我的天才女友”。
2024年，劉小樣沒有再穿紅色的衣服了。
在同樣的村莊里，劉小樣的家已經完全變樣。
曾經土黃色的房子，現在已經變成了嶄新干凈的農村自建房。還有一個深深的庭院，里面被劉小樣放了許多植物花草，茁壯又沉穩地扎在土地里。
劉小樣喜歡花草，這些花草就變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房前屋后是她栽種的三角梅、山茶花、玫瑰和茉莉，這些花草和她一樣，在這個鄉村里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卻也融入得恰到好處。
和22年前一樣，劉小樣在廚房里給遠道而來的客人做油潑面，但這次的環境變得更好了。廚房貼了嶄新的白色瓷磚，從前的土灶也改成了現代化的燃氣灶。
這其中也有小插曲。張越告訴我們，去陜西咸陽接劉小樣，她只安排了一個工作人員，隨身帶了一部手機進行拍攝。這其實是張越特地安排的，因為她不想讓村民們看見遠方又來人采訪劉小樣了。“你一來，村里人認出來了，說這不是電視臺那個人嗎？又要做節目了，這可不行。”
張越懂得劉小樣的性格，她不想讓劉小樣在村里變成異類。
臨行前，張越特地囑咐同事多拍點鏡頭，拍拍劉小樣做油潑面的場景，讓遠方的她看看劉小樣家里的變化。結果同事的手機還沒掏出來，劉小樣已經麻利地潑好油了。
工作人員也就沒再補拍了，因為張越要的就是劉小樣真實的樣子，真實的劉小樣從來都不是一個會演戲的人。
劉小樣到達大理的那個晚上睡得格外的好。
平時六點就醒了的她，這次睡到了八點才醒。
22年前，張越為了拍攝那期《我叫劉小樣》，和她同吃同住同勞動了整整三天。拍攝結束后，劉小樣找到了張越的賓館，抱著她哭了起來，“你們忽然就來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場夢一樣。你們走了，我就又一個人了?！?/p>
張越明白這些眼淚的含義。
在閉塞的環境里，劉小樣遇到她，像是長時間潛伏在水面下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可以呼吸的蘆葦桿。那次離別，就像老天猛地把這根蘆葦桿抽走，讓她再一次回到了水里，再次踏上所謂的生活軌道。
這也是為什么，2024年的劉小樣睡得很好。
“這20年，我特別的累。到這兒之后，我一下就安穩了。你們當時忽然來了，忽然就走了，也沒辦法，現在你們又回來了，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個結果一樣，我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p>
劉小樣這次來，帶了一疊“作業本”。
那是小學生專門寫語文作業的本子。每當她想引用什么話的時候，都會虔誠地翻開本子。
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是她這些年來從各種書本上摘抄下來的文字，就像一個認真的學生做語文課后作業一樣，她很有儀式感地用鋼筆謄抄，字跡干干凈凈。
20多年來，除了張越和安小慶，劉小樣沒有和任何外界的人接觸過。
她們二人把她保護得非常好，讓外界的關注停留在恰到好處的位置，也讓劉小樣最大幅度保留了自己的生活。采訪過后，一切如常，只有家里還留著當年張越送給劉小樣女兒的一個小黃鴨布偶娃娃。
當年，劉小樣是悲觀的。
“生活沒有機會再改變了，如果我還年輕，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會走出去的，可是我這么大歲數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經沒能力出去了。你別再讓人來招我了，我現在就覺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這么待著。”
如今，劉小樣已經洗掉了這種悲觀，以另一種平和的狀態重生。
“當時做了個節目，好多人都說我挺有思想的，覺得我好像得干點什么事業，寫個書啥的。其實我文化低，沒寫出來，好多我想干的事我都干不成，我也不會?？墒俏視N地，我種地種得可好了，村里人都說我種得好。我現在站在我種的莊稼面前，看著這一大片麥子，我可舒心了?！?/p>
張越告訴她，這些年，她已經變成了互聯網上的“女性主義icon”，是一個大IP，只要她肯，她可以通過自己的名聲賺到錢。她聽完之后，只是搖頭擺手，這些東西似乎和她隔著兩個世界。
她甚至提起那句著名的“我寧愿痛苦，也不要麻木”，也會羞怯地笑。這句被整個互聯網銘記的話，是她當時隨口說出來的，她覺得自己說得不夠好。
現在的她讀了更多的書，她發現加繆的話能表達她想說的，只是自己“沒有文化”，所以說不出來。
“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從痛苦荒蕪里生出來的喜悅?！?/strong>（《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
張越和安小慶后來聊起來，這是劉小樣在當今時代環境下最特殊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的天賦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天賦能換來什么。她只是本能地表達著，本能地為自己感到驕傲。
她聊起加繆、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沒有賣弄文采的嫌疑，只有眼睛里閃著光。
這更像是一個樸實的人發現了一個了不起的好東西，雀躍地和知己分享。在她身上，沒有被社會規訓后的狡黠和圓滑，只有直愣愣的、不會拐彎的坦然和誠實。
后來，我們在安小慶的那篇報道里讀到，劉小樣也出走過。
她去縣城最好的商場柜臺當柜員，只因為那個商場要求柜員必須說普通話。普通話就像她與外界連接的一根繩索，那是來自電視里的，來自遠方的聲音，她要牢牢抓著不放。那段工作經歷，她現在提起來也格外開心自豪：當時為了得到這份工作，她甚至謊報了年齡。
她也去了南方的工廠，去過江蘇和貴州，但那些闖蕩的故事很快就畫上了句號。
因為她發現，遠方不一定有詩。
就在她打工的工廠門口，開著許多漂亮的花，人們行色匆匆經過，沒有人在乎這些花草。只有劉小樣在乎。
她愣是隨機逮住幾個路人，問對方“這是什么花”，結果顯而易見，城市里沒人關心這些。劉小樣很困惑：“你咋不知道這花的名字呢，我覺得這好像不對勁呀，這不是詩和遠方呀?！?/p>
于是她回家了，也不再糾結地理位置的變化。
所謂的出走，不一定是去南方打工，也不一定是在大城市有工作。精神的出走，比物理的出走來得更寶貴，更困難。
現在，她告訴張越，自己已經想通了。
詩不一定在遠方，也可能在眼前，在家里，在農村的麥地，或是在手中的那碗油潑面里。“詩在我心里就行了，我不用在遠方去追尋它”。
城市里的人認不出山茶花，更沒見過秋天的麥田。金黃色的麥穗連成一片，“快收割的時候的那種黃，比花還好看。”
劉小樣和張越走進田地，告訴她自己種的玉米型號是秦956，她特別自然地掰了一根玉米，還指導張越怎么正確地掰玉米。提起莊稼和農活，她總是很驕傲，頭也揚得高高的：“村里人都說我種得好，我肯下苦?！?/p>
她熱愛生活，所以不能理解那些“為了所謂的理想放棄生活本身”的人。
說起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她連連搖頭。她不理解男主人公拋妻棄子地追求理想，因為“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她說到做到了。
她愛孩子，愛丈夫，愛著自己的家庭；但與此同時，她也愛文學，愛哲學，愛花草，愛土地，愛思考整個世界的一切規律。
她在大理的客棧院子里，對著一叢鼠尾草雀躍蹦跳。她捧在手里聞了又聞，生怕這股味道逃走似的。
這是她在關中平原從未嗅過的味道，她立刻說起那首老歌《斯卡波羅集市》，里面的芫荽、歐芹、鼠尾草，是她一直好奇的事物。
當她終于見到了歌里才有的植物時，開心地幾乎要飛起來。
劉小樣變了，她少了詰問與不滿，多了從容不迫的平靜。
22年前，劉小樣的宣言是“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
22年后，笑容終于爬上了劉小樣高高的顴骨。她胖了一些，也自信了更多，現在她的自白是：“我的詩，就是我院子里的花，我的莊稼地，我的孩子，我家里的一切。我覺得你只要有自主的精神，所有的東西都是屬于你的?！?/p>
但她沒有丟掉自己痛苦的權利，她仍然保護著寶貴的痛苦。曾經的她對著鏡頭說，“我雖然痛苦，但我不悲傷，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種蛻變”。
現在她對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
痛苦不代表苦大仇深地與生活為敵，痛苦更像是保持精神上的思辨與活力。
張越驚訝地聽著劉小樣說，這個世界無非就是西西弗斯推石頭，“結果只是一個偽命題，就西西弗的那個石頭?！?/p>
她的從容和笑容，并不是因為她選擇向現實世界繳械投降，相反，是她與自己從前的痛苦與憤懣相談甚歡。
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同樣，也不是一件容易被人理解的事。
在《她的房間》播出之后，潮水般的關注涌向了這個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女人。
這檔節目之所以取名《她的房間》，當然是因為伍爾夫。
伍爾夫在《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里提到，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名叫朱迪斯的天賦異稟的妹妹，她會面臨怎樣的結局？
伍爾夫并不樂觀，她為我們設想，朱迪斯一定會在家務的空隙間閱讀寫作，隨后被父親嫁給自己不認識的人，她哭鬧，一定會挨一頓打。
于是她在一個夏夜出逃，來到劇院門口，可惜女人當時不能演戲，于是她成為了經理的情婦，懷上了孩子。“當一顆詩人的心鎖進一個女人的身體里，糾纏不清，誰能想到它那么焦灼和激烈？一個冬夜，她自殺了，葬在某個十字路口，就是現在大象城堡旅館外面公交車停靠的地方?！?/p>
我們都知道，這就是娜拉出走的結局，要么墮落，要么回來。
但時間來到2024年，這位“平原上的娜拉”，創造了第三種結局——她出走過，彷徨過，痛苦過，但最后她認清了生活的本質，選擇面帶笑容地成為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她握緊六便士的同時并沒有放棄月亮。
她在讀書寫字的同時，仍然是一個接地氣的勞動人民。
在大理的集市上，菌子味美但價貴，張越和安小慶沒說什么便要付錢，只有劉小樣堅持和攤販討價還價，臨走前還堅持要店家贈送個小菌子，和每個媽媽上街買菜的樣子沒有任何區別。
但同時，她也有天真爛漫的瞬間。在張越買蔥油餅的間隙，劉小樣滿眼欣喜地看著剛剛買到的蓮花和蓮蓬，那是一種未經污染雕琢的眼光，對大自然充滿莊重的敬意與愛意。
在當下的社會，這樣的眼神越來越稀有罕見。
人本身就是復雜的動物。
她有極其深刻的洞察。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保持自由的精神意志，她批判“孝順”二字把太多人帶進了死胡同。
但同時，張越問她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兒女不婚不育，1968年生人的她也無法接受。安小慶從《人物》辭職，拋下家庭一個人躲進大理深處寫書，劉小樣同樣也無法理解。
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人會有的狀態。她既有她先鋒的地方，也有她不那么進步的地方，更有她脆弱不堪的秘密。
劉小樣說起《半邊天》里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一個舞蹈家。當她說起對方能用身體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時候，忍不住捂著臉哭泣起來。在她做學校生活老師的時候，大家一起排練甩蔥舞，別人都能跳好，只有她的動作是錯的。旁邊的人調侃她：你天生就沒有藝術細胞。
單單這一句話，就輕而易舉地擊潰了她。后來張越向我們解釋：“其實不是跳舞的事，是一個人終其一生，努力一生，也不能成為自己喜歡的那個樣子。”
她從來都不是一個女性主義icon，也從未接納過自己的女性主義靈魂人物的身份，她只是一個愛讀書的普通人。一切討論都是外界循著她而來的。
張越后來告訴我們，劉小樣身上最珍貴的智慧，其實是平等地關照整個世界。
如果你看過顧長衛拍的《立春》，就會明白一個文藝青年在鄉村縣城的處境。他們的與眾不同，會導致他們陷入被孤立被敵視的困境。
但幸運的是，劉小樣從來都不是王彩玲。
一直以來，張越都擔心劉小樣在村里的人緣不好，她問過劉小樣“大家理你嗎”，沒想到結果恰恰相反，每次劉小樣家里有什么事，全村的人都來幫忙，大家相處得特別好。
張越也有點困惑，一個如此特立獨行的人，為什么能和村里人處得這么融洽？
原因很簡單：劉小樣從來沒有看不起過任何人。
村民們日常的娛樂活動是打麻將、打牌，或者聚在一起說點家長里短，劉小樣從來不參與這些。她永遠都在看書，摘抄，寫東西，維持著和大部分中國鄉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她從來都不會高高在上地評判別人的生活。
“她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所謂的有文化、有追求、有理想而看不起過任何人，她從來不認為她這么活著就比人家那么活著高級，讀書的人就比打麻將的人高級，她沒那么想過。只不過是別人打麻將，我讀書，僅此而已。”
“她對別人是沒有排斥的，所以別人對她也沒有排斥，他們之間的關系是非常松弛的?！?/p>
張越總結過，一是她從來沒有逃避過最普通的日常的現實生活，二是她從來沒有放棄過心靈的自由、思考和精神的成長，她非常成功地把這兩件事情兼顧在了一起。
“她想明白了好多我們都沒想明白的事，我們都在喊現實不好，令人窒息，我們要追求詩和遠方，但是我們家門口的花叫什么，我們誰都不知道，你到哪去找詩？你自己身邊的詩你都不看。所以我覺得，她非常誠實地替我們解決了很多我們的困惑。”
節目播出后，一篇小紅書帖子的標題是“文學救不了中國女人”，字里行間是藏不住的失望。
他們遺憾劉小樣選擇了“留下”，選擇成為“好媽媽好婆婆”。似乎是她放棄了自己寶貴的靈氣，選擇了一份泯然眾人的生活。
劉小樣“滯留的決心”，被他們稱作“突圍失敗”了。
如果以去留、婚育、家庭選擇去定義“女性主義”，那我們的視角未免也太狹隘了。
本來就沒有任何具體的東西，能“救”中國女人。只有主動去思考去勞動才能拯救自己，等待任何崇高宏大的主義打撈自己，都是另一種懶惰。
劉小樣不需要文學來拯救，是她自己拯救了自己。她自己在出走和滯留之間，找到了一個高難度的答案：讓肉體踩在土地上，靈魂飄在高空中。
當你對生活不滿，一走了之其實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而你選擇留下來面對，消化，適應它，并且還要保持高度的精神自由，保全了豐滿的自我，并且用精神的充盈去滋養現實，反而是一件更難的事。
張越告訴我們，劉小樣的兒女雖然都在大城市當了白領，但只要一有假期就要回到農村老家，陪伴父母。張越從來沒有見過這么愛回家的年輕人，這樣的年輕人，也一定是在一個充滿愛和尊重的家庭里長大的。
劉小樣的女性主義，就是愛家人，愛土地，愛莊稼，愛花草。如果我們無法理解這樣的女性主義，那才是女性主義的悲哀。
有一天，張越給劉小樣打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劉小樣說她正在地里，天上下著大雪。腳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響，劉小樣一邊打電話，一邊高興地跳舞。
她說：“我腳下是我種的十畝麥子，雪特別大，把麥子都蓋住了，地里現在沒有人。我知道大雪下面是我種的麥子，全村人都知道我種地種得好。我人生有好多夢想都實現不了，我也不會寫書，但是我會種地，我種得這么好?！?/p>
掛了這通電話后，張越長長地松了一口氣，她一直揪著的心終于放下了。她知道，遠方的劉小樣過好了自己的人生，她用雙手擁抱了自己的命運。
“我可能一生內心都不得安寧，我的生活可能就是普通的生活，但是我會在生活里一直用石頭磨石頭，所有的這些她是接納的，所以我覺得她就是安頓了。我不能說她是不是活得特別快樂什么的，我替她回答不了，她也沒回答過?！?/p>
出走是勇敢的，但并不代表留下就是懦弱的。直面生活的本質，雙手插進泥土之中，在麥子地里撫摸每一株麥穗，才是真正的波瀾壯闊的人生。
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諦，愛它的本質，再決定你要不要過這樣的人生。
《明朝那些事兒》最后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我之所以寫徐霞客，是想告訴你，所謂百年功名、千秋霸業、萬古流芳，與一件事情相比，其實算不了什么——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歡的方式度過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