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抹膠片從放映機里滑走時，北京電影制片廠的老放映員總會想起一個裹著軍大衣的身影。八十年代某個深夜，于洋蹲在剪輯室水泥地上，盯著《戴手銬的旅客》的毛片反復念叨："這格鏡頭里的手銬反光不對，要重拍。"那時他五十歲，鬢角已白，卻固執得還和當年在松花江畔為拍戲敢于縱身跳橋的十八歲小伙一樣。后來，這個半秒鏡頭都要較勁的影片，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現實主義的注腳。

無論銀幕中還是生活里，于洋都是硬漢的樣子。他從《橋》——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的那一頭走來，一路成為《青春之歌》里的江華、《英雄虎膽》中的偵察科長曾泰、《火紅的年代》中的爐長趙四海、《戴手銬的旅客》中的公安干警劉杰……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習時，他的老師蘇聯電影專家卡贊斯基曾寫給他這樣的畢業評語：“你是一艘大船。大船，就應該在大海里航行！”

如今，大船靠岸。2025年3月1日20時30分，“新中國二十二大影星”之一、著名表演藝術家于洋逝世，享年94歲。

被膠片喂養的歲月

人們總說于洋是被膠片喂養大的。

1930年，他生于山東黃縣貧苦農民家庭，1930年10月，于洋（原名于延江）出生在山東省黃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6歲那年，家鄉遭災，父親闖關東病死在關外，這突來的天災人禍，迫使母親帶著他流落到東北。12歲時，因為偶然的機會，他抱著為家庭減輕負擔的念頭，接觸到了電影。

在那段顛沛的歷史里，他很快參加了革命，做過公安戰線偵查員，又參加過土改、四平保衛戰、長春殲滅戰和渡江戰役，還獲得過四野頒發的渡江戰役紀念章。他自己都沒想到，這幾年的經歷為日后的表演生涯積累了豐富的素材。那時候，參加革命工作都想改個名字，意思一切重新開始，于延江改名于洋，以新的身份走進大銀幕。

于洋是典型的山東大漢，在干校勞動時，就是一把好手，別人扛一麻袋糧食，他還要再摞一袋。有一年在東北農村拍戲，村民念叨夜里經常有狗熊之類的動物出沒，于洋為了給老鄉除害，也為了給攝制組改善伙食，就和同事商量著除掉狗熊。那時新中國還沒成立，荷槍實彈在當時是必要的。夜里有動靜了，于洋就和同事起床，趴在窗戶上，朝外面的黑影啪啪就是幾槍，等了一會兒過去確認，才發現把老鄉的牛給打死了，為此于洋還被處分。

生活中的于洋要強好勝，拍戲時同樣如此。1947年東北電影制片廠的雪地里，他裹著單衣拍攝《留下他打老蔣》，睫毛結著冰花還要咧嘴笑。他后來回憶過，有一天零下十幾、二十度，用來模擬煉鋼爐火光的紅綢布都凍成了冰片，于洋赤著腳在"鋼水"中趟了十七遍，腳底的血泡破了又結痂，導演喊停時才發現雪地上洇著暗紅的腳印。

1949年，在凌子風導演的《中華女兒》中，有一場很驚險的炸橋鏡頭，要演員爬到松花江江橋上，放炸藥，然后再從幾十米高的江橋上跳下來。導演問于洋敢不敢跳，于洋說當年的戰士敢跳，我為什么不敢跳。說完，于洋已經站在江橋上了。最后還是導演想了個更安全的辦法——在長春搭了一個十幾米高的橋墩子，底下挖了一個大坑，里面放很多干草，跳橋的時候，鏡頭一切就行了。

籌備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的時候，于洋為了演好青年煉鋼工人吳一竹，到哈爾濱下生活，白天經歷鋼水高溫的炙烤，晚上和幾十個工人一起睡大通鋪。他回憶：“當時特別艱苦，膠片很緊張，只好把過去用過的洗了，叫‘再生膠片’。不斷排演才舍得拍，一天也只能拍七八個鏡頭。”在零下三十多度冰天雪地拍攝時，劇組唯一的火盆放在了攝影機底下，于洋穿著單衣，跟工人們一起干活。

如今回看，這部電影略顯粗糙，但《橋》作為新中國電影的奠基之作，第一次在銀幕上描寫了工人的故事。“我們有自己的電影了，不容易。”于洋回憶道，那時候很多人看到這部電影，都落淚了。

“耳邊響起駝鈴聲”

除了搖搖擺擺跳著倫巴的女特務阿蘭，《英雄虎膽》中勇敢、機智、在女特務面前從容不迫的偵察科長曾泰一樣成為一代人難以磨滅的銀幕記憶，以至于“曾科長”一度是于洋的另一個名字。

曾泰這個角色有兩個身份，一個是解放軍的偵察科長，一個是匪軍副司令，劇情中曾泰不能暴露自己偵察科長的身份。所以于洋在和導演編劇討論完劇本之后，給這個人物定了一個基調：“讓我演國民黨的副司令，我就得像國民黨，不能在臉上貼一條，說我是共產黨，那就概念化了。”基于這樣的設定，于洋拋棄了概念化的表演方式，在兩種身份之間進行微妙的轉換。

片中有一場曾泰審訊偵查員耿浩的戲，曾泰一方面要掩飾審判自己同事時心里的矛盾，另一方面還要像真的副司令審查一個共產黨的樣子。拍這場戲的時候于洋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片中曾泰“腦門出汗”的鏡頭就是于洋因為緊張而冒出的真實的汗，而打不著火的抽煙鏡頭也是他進入劇情狀態時的真實反應。由于全身心投入表演，戲拍完后于洋久久不能平靜，甚至連飯都吃不下。于洋說，《英雄虎膽》是自己從藝生涯中最投入的一次表演，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每天都在心情激動中度過。”

為這個角色，于洋還專門設計了一套“洋行頭”，國軍上衣，呂宋帽，手持拐杖，挺胸腆肚，不過，當時在廣州拍攝，正值七八月份，于洋熱壞了，整天汗如雨注。劇組的人逗他說：“你自己嚷著要穿的，就自己受著吧。”

這樣的曾泰富有極高個人魅力，1958年影片上映后，在全國引起轟動，于洋成了家喻戶曉的“曾科長”。他每天收到幾十封來信，有位天津觀眾說他看了226遍。但也因為他飾演的匪軍副司令過于惟妙惟肖，以至于在特殊時代遭到批判，有人說：“你演得比敵人還敵人，太像了”。

于洋說，自己創作角色會要求自己“活在人物當中”，而演員本就應該用真實的感情和體驗，來表達、來呈現人物，“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里真，哪里假，他們都知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演員一年能拍一部戲就已經是很好的成績，而于洋在1959年拍了4部電影，《飛越天險》《水上春秋》《糧食》《青春之歌》，迎來了自己創作生涯的高峰期。他不喜歡停滯的創作狀態，“相對于小橋流水，我更喜歡大江大河”。

上世紀70年代后期，于洋開始轉型當導演，先是推出電影《萬里征途》，1980年，他自導自演的電影《戴手銬的旅客》公映，他在片中飾演一個因走資派身份被當成嫌疑犯關起來，但最終沖破鐵籠主動去追索真兇的老公安偵察員劉杰。故事由真實事件改編，原來的背景是西北，于洋將故事背景改成了西南昆明附近，地處亞熱帶，風光漂亮，畫面優美。他還將故事中的小男孩魏小明，改成了一個傣族小女孩，由19歲的蔡明飾演，正好可以穿上傣族衣服，很有民族風情。

“好的電影，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情節，好的風光，好的動作，好的音樂。”于洋這樣闡釋，這可以說是最早對商業類型電影的大膽摸索，這也算新中國第一部武打片，年過半百的于洋不用替身出演動作場面，吸引了大量觀眾。

“送戰友，踏征程，默默無語兩眼淚，耳邊響起駝鈴聲……”一首由王立平作詞作曲的主題曲《駝鈴》，將影片最后戴著手銬的劉杰雙手舉起告別的畫面定格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經典鏡頭。王立平后來回憶說，《駝鈴》不符合當時社會的主流審美風格，他擔心會不會“太離愁別恨了”，沒想到于洋跟他討論歌詞的時候紅了眼眶，他告訴王立平：“不管人家怎么說，咱們就這么定了。”于洋還參與了電影中很多臺詞的創作，片中有句臺詞“拿大頂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就是他自己寫的。

2010年，第19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授予于洋“終身成就獎”。與電影相伴一生，電影也成為他生命中無法回避的命運交織點。

兒子于曉陽是中國第五代導演，2005年在從湖北看景回北京的火車上，犯了哮喘病。“在廊坊，離北京還有一個小時。”于洋曾經傷感地說，中國電影百年，他們奉獻了一個兒子，那時于曉陽僅44歲。不過，兒子是為了拍電影而走的，于洋和同為演員的妻子楊靜說，“至今想起來，我們很遺憾，但也很安慰。”

今年1月17日，楊靜在睡夢中離開人世，于洋始終陪伴在其身邊。他們的女兒于靜江發文送別母親時說：“媽媽到天堂去和弟弟于曉陽團聚了。”僅僅一個半月后，于洋也走了。有影迷在社交媒體發布了一張于洋夫婦與于曉陽的舊合影，駝鈴聲已遠，他們一家三口相聚了。

作者：李靜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