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自己和前夫洪君彥離婚的緣由時，章含之本人在她的回憶錄《風雨情》中的說法是：兩人感情破裂乃至離婚是洪君彥有了外遇導致的。

章含之的說法很有名。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對她說：“我的章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么不離婚？你為什么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么不解放自己？”

由于有毛主席的介入，他們離婚就更加引人矚目了——按章含之的說法，毛主席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但是，洪君彥對此的說法卻大相徑庭，他曾在《明報》上發表文章《洪君彥：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文中指出：洪君彥在60年代遭受低谷后，章含之不僅沒有關心和幫助，還和外國語學院的英文系的一個姓張的老師好了。

最令洪君彥難忘的一幕是，一次洪君彥被剃了陰陽頭，狼狽地回到家中，章含之沒有安慰他，而是“用鄙夷的口氣”說道：“你看你這個死樣子，你還有臉回來啊！現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雖然章含之的話到底是不是這樣說的我們還要存疑，畢竟洪君彥當時沒有錄音機，怎么能保證十幾年后自己的回憶一字不差？但我想，他的回憶大致是不會錯的，為什么呢？從章含之和她養父章士釗的關系就能看出。

據章含之回憶，他們一家是1949年11月下旬從上海來到北京的，章士釗在民國大名鼎鼎，和毛主席關系非同一般，是中央的座上賓。然而，章含之卻說：“我家遷至北京后的頭七八年，是我和父親思想最對立的時期。”

事實上可不止是七八年，章含之1961年向父親宣布，要搬到學校宿舍去住，以表示自己脫離舊家庭，走了革命的道路。

為什么要脫離家庭呢？很好理解，因為那個時候章士釗就是舊資產階級的代表。她說自己中學的時候，老師講魯迅先生的《記念劉和珍君》，她坐在下面“真是如坐針氈”，同學們向她投以異樣的眼光，老師找她個別談話，要她和父親劃清界限。

章含之在回憶錄中說：“15歲的我羞愧惶恐，覺得有這樣的父親是我終身恥辱，使我永遠抬不起來頭來。”于是她跑回家去憤怒地質問父親。

1961年，從章士釗家搬出去的時候，章含之26歲。這個年紀放在今天看并不算大，就是一個“無知的年輕人”，但在當時，章含之和洪君彥的女兒這一年剛好出生，而她和洪君彥結婚是在1957年。

就在從章士釗家搬出去不久后，章含之說，當時有人要她舉報她的大哥章可的“反動言行”。“要我揭發大哥時，我認為真正的革命就應‘大義滅親’……于是我把大哥平時與我談到的對希特勒、納粹黨的那些描述”都給揭發了。

章含之的行為害的她大哥不輕，不久后，“大哥被隔離審查了一些日子，要他交出納粹黨證。大哥當然交不出來、最后大哥被放回家，卻丟了院長的職務。”

不難看出，26歲的章含之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女青年，她偏激武斷，非常不成熟，藐視親情，崇拜革命。

1962年12月，章士釗帶著女兒章含之參加了毛主席70歲壽辰的家宴，并受邀成為毛主席的英語教師。此時的章含之明明是仰仗父親的關系才獲得了這一身份，但她對父親的看法并未改變。據她本人回憶，毛主席問過她和父親關系怎么樣。“我不假思索地說：他是代表舊的剝削階級的愛國民主人士。我是共產黨員，對他既是父親，更是統戰對象。”

毛主席批評了章含之，說“共產黨并不要你盲目地六親不認啊！”他介紹了章士釗早年間的反清經歷，介紹了著名的“蘇報案”，章含之這才若有所悟。

洪君彥在回憶錄中也提過這個這段往事，稱章含之和父親關系鬧到最僵的時候，曾給彭真同志寫信，要斷絕兩人的父女關系。彭真當時派了秘書來勸章含之，說：“他們一直把你當親生女兒對待，從來沒有虐待過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時沖動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

這樣，章含之才沒有再提這件事。洪君彥說：“當時她組織觀念很強，很聽黨的話。”

我們不難想象，4年之后，即1966年，31歲的章含之看到自己的丈夫洪君彥被定義為“黑幫”之后，她會怎么在丈夫和“革命”中進行選擇。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致判斷，章含之和洪君彥的關系破裂，章含之大概率是主導者和推動者。

至于有沒有婚外情，這個問題并不重要，因為66年后，兩人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離不離婚只是一紙證書的事情。

對于自己“婚內出軌”，洪君彥也是認的。他坦誠地說，1968年下放到牛棚后，他內心悲苦，渴望有人同情他，這時候，他和西語系的一個同病相憐的女教師產生了感情，“以至未能克制感情沖動，不上了婚外情的歧途”。（洪君彥和章含之正式離婚已經到了1972年。）

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洪君彥的婚外情并不是一般的婚外情，而是原來婚姻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發生的，對此不應該過于苛刻。

聲明：個人原創，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