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演員，簡稱群演，又稱臨時演員（在香港影壇俗稱“茄哩啡”），就是那些在影視劇中飾演閑角如販夫走卒、餐廳內食客和路人的演員，也就是人肉布景板。其實，中國古代的戲曲中便有群演了，只不過那時他們被稱為“龍套”，這一代稱也流傳至今。

群演的收入普遍不高，據2020年9月19日橫店影視城演員公會發布的《關于修改演員收費標準的試行通知》，群演工資為120元/10小時，這一群體的生存現狀，《我是路人甲》中有生動表現。

在中國電影界，由于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群演一直被大量使用。不過，在人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好萊塢，群演已經成為瀕危職業——盡管自電影誕生以來，他們就在為電影的發展默默做出貢獻。

隨著數字技術的日新月異，這一工種是否最終會消失呢？

《拿破侖》通過電腦特效，將現場的400名群眾演員“擴充”到史書中記載的17萬人

好萊塢群演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電影誕生之初。早在1903年，由愛迪生制造公司制作的《火車大劫案》中，該公司的一群員工被選中飾演火車乘客。

再比如，大衛·格里菲斯1911年執導的《戰爭》和雷金納德·巴克1915年的長片《意大利人》中，也都使用了群演。大多數電影中需要群演，正如鮮花都要綠葉來配。

20世紀20年代，隨著好萊塢的迅速發展，成千上萬的人來到洛杉磯，夢想著在大銀幕上看到自己。

《大都會》中的群演

通常，他們會在制片廠門口等著（正如王寶強這樣懷揣成名夢想的中國年輕人會守在北京電影制片廠門口），希望能被當場雇傭。好萊塢的制片人也會以在銀幕上多露臉為誘餌，向群演索要好處。

1922年，威爾·海斯接任美國電影制片人和發行商協會主席時，委托社會學家瑪麗·范·克萊克研究和調查好萊塢的就業狀況。在她的建議下，海斯于1925年成立了中央選角公司，以規范臨時演員的雇傭。

社會學家瑪麗·范·克萊克

電影歷史學家、《好萊塢無名之輩：臨時演員、特約演員和替身的歷史》一書的作者安東尼·斯萊德解釋道：“這是因為有太多涉及性騷擾女性群演的訴訟。”群演可以得到多少報酬，在彼時的好萊塢根本找不到任何相關規定。

在中央選角公司成立后，群演將被統一雇傭，他們每天可以打電話了解是否有可做的工作，以及需要什么樣的培訓。公司會記錄他們的技能，比如是否騎馬或游泳。

盡管中央選角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好的，但人們仍然希望通過在好萊塢閑逛來吸引選角導演的注意。斯萊德說：“那時，很多群演都會在卡亨加山口附近徘徊，因為他們知道驅車前往環球影業大多會走那條路。”

中央選角公司辦公室

后來成為制片人的亞瑟·加德納回憶說，1929年他第一次來到好萊塢時，就是在卡亨加山口附近被喬治·顧柯發掘的。他在顧柯與劉易斯·邁爾斯通聯合執導的《西線無戰事》中表現得很好，那是他入行的契機。

隨著好萊塢進入黃金時代，史詩電影的興起需要大量的群演，海報上也會把“有數千名群演參與”作為宣傳詞。不過，很多電影的群演人數被宣傳部門夸大了。

1929年，群演們在派拉蒙門外等待參演《破壞者》的機會

在好萊塢黃金時代的所有導演中，邁克爾·柯蒂茲尤以喜歡運用大量群演聞名。

他使用群演最多的一次是1928年的史詩電影《諾亞方舟》。據報道，該片有7500名群演參與，其中包括成名前的約翰·韋恩。

在拍攝洪水的高潮戲時，60萬加侖（約227萬升）的水被傾倒在毫無防備的人群身上。這個過程中有人死亡，而制片公司試圖掩蓋整起事件。后來的報道稱，三名群演溺水身亡，一人不得不截肢，很多人受了重傷。

《諾亞方舟》的很多群演都受了重傷

接著，特技安全的相關規定于次年姍姍來遲。即使存在危險，群演的使用規模仍在不斷擴大。

據說西席·地密爾在1956年的圣經史詩電影《十誡》中，雇傭了大約一萬四千名群演，還“雇傭”了大約一萬五千只動物。

地密爾在1940年的《騎軍血戰史》的片場，曾要求五百多人的群演保持絕對安靜。在注意到兩個女性竊竊私語后，他要求她們把剛才說的話大聲重復一遍。

作為史詩片大導演，西席·地密爾以動用群演之多而著稱

根據吉尼斯世界紀錄記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演使用是在1981年1月31日。那時正值甘地逝世33周年，理查德·阿滕伯勒在1982年的傳記片《甘地傳》中重現了哀悼者的集會。

在報紙、電視和廣播的宣傳下，最終有二十多萬名志愿者集結，另有94560名簽約群演加入，他們中很多人只拿到了很少的路費。

《甘地傳》

對于有些演員來說，做群演的經歷是開啟明星之路的基石。1925年，克拉克·蓋博在《塑料時代》中充當群演，有聲片大行其道后，他成了明星。魯道夫·瓦倫蒂諾、葛麗泰·嘉寶、加里·庫珀、茂娜·洛伊等大明星，也都當過群演。

當紅明星當群演的例子也很多，維奧拉·戴維斯曾在《紐約重案組》中飾演路人，布拉德·皮特也曾在《零下的激情》中飾演一個小角色，如今他們都從布景板中走到了前臺。仔細看1989年的《夢幻之地》中的一場戲，你會發現年輕時的本·阿弗萊克和馬特·達蒙。

《紐約重案組》中的維奧拉·戴維斯

不過，通過當群演成為明星的只是極少數人，哪怕只是稍微脫穎而出都需要運氣。1999年，《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的拍攝中，一些群演在片場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從一輛行駛的汽車上向馬爾科維奇扔啤酒罐，并因此漲了片酬。

“我們的劇本里沒有寫這些，”導演斯派克·瓊斯解釋道，“有一些群演在片場偷喝了一些啤酒，幸運的是，他們演的不是司機，而是乘客。

其中一個人把啤酒罐扔給馬爾科維奇，然后說：‘嘿，馬爾科維奇！’因為出色的即興發揮，我們把他的工資從每天100美元左右提高到了700美元。當然，他還要感謝馬爾科維奇拍攝這個段落時的反應。”

《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

香農·赫爾利是一名普通的群眾演員，她從2001年開始在好萊塢從事群演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貓鼠游戲》，與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和湯姆·漢克斯合作。我的那場戲發生在飛機上，我也親眼看到了小李子、漢克斯和斯皮爾伯格。他們都很有天賦，也很有激情，所以我想繼續與不可思議的人合作，想繼續與大家一起創造電影魔術。”

在影視行業摸爬滾打也賦予了她敏銳的判斷力，入行十年后，她參演了本·阿弗萊克執導的《逃離德黑蘭》，該片獲得了2013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而拍攝時她便預感該片能拿到大獎。

《逃離德黑蘭》

赫爾利也很注重與群演的友誼，她說：“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圈子里。很多時候，制片公司會讓你在不同的電影中扮演相似的角色。我經常出演上世紀中期為背景的電影，因此常常遇到眼熟的群演。”

赫爾利靠群演工作自給自足15年，但在五年前，她發現自己必須重新評估未來的職業發展：“2018年，我不得不在行業外找一份工作（此外，她還是一名創作型歌手）。”

她解釋道，“群演收入變得不穩定。過去，臨時工每天工作八小時的收入約為130美元，工會成員的收入約為187美元，不過現在肯定不是以前的樣子了。”

香農·赫爾利在群演之外的副業是一名歌手

1995年以來，邁克爾·巴納德一直在好萊塢當群演。他曾出演過《西部世界》第二季，常常回憶起這部劇中的安東尼·霍普金斯：“他很可愛。《沉默的羔羊》是我高中時最可怕的噩夢。而現在，我遇到了安東尼·霍普金斯！”

其實，巴納德現在的職業生涯也面臨一場潛在的噩夢，因為數字技術，他可能會隨時丟掉飯碗。

邁克爾·巴納德和他在《西部世界》中的形象

當演員同意制片公司使用他們的數字肖像，就像開啟了未知之旅，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數字肖像會被用到哪里。片方使用多臺攝影機捕捉一個演員的肖像，然后可以用它制作“數字人”。

想象一下，未來的片方可以隨時招募一群數字打工人，他們可以連續工作24小時，可以不吃不喝，那么，演員的生計就會受到威脅——這也是2023年演員罷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巴納德在拍攝《西部世界》時在片場做了全身的數字掃描，香農·赫爾利在拍《蜘蛛俠：英雄歸來》時也被要求這樣做。“他們要求我們必須這么做。”

邁克爾·巴納德在《西部世界》中的形象

她回憶道，“當時我們剛在綠幕前拍完一場戲，正在午餐時間。我們的身上都濕漉漉的，邊吃飯邊晾干。然后，工作人員要求我們去做數字掃描，每次只能進去一個人，他們還讓我們簽署了一份文件。”

彼時赫爾利沒多想，但現在，她擔心自己的肖像未來可能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被用在她沒有參演的電影中。

電影《未來學大會》曾預演過演員的全面數字肖像化

人工智能的進步可能很快便能為制片廠創建大量的數字群演，從而完全取代活人群演，這一威脅正受到工會的重視。美國演員工會在一份聲明中稱：“群演和所有演員一樣，目前正面臨生存威脅。”

演員工會要求美國電影和電視制片人聯盟至少保證每次使用他們的數字肖像時，都能給予額外的報酬。群演的酬勞已經很微薄了，但他們還經常不得不負擔額外的支出。演員工會提出的其他訴求包括，當群演必須自己做妝造時，需要額外獲得補償（35美元）。

美國演員工會主席法蘭·德瑞雪發表罷工演講

盡管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難，但赫爾利這樣的群演仍然認為他們所做的事是有價值的：“積極面肯定大于消極面，當觀眾在影視作品中看到我時，我會感到興奮。我的朋友經常在銀幕上看到我，那真是太有趣了。”

群演艾利森·拉希凱寧自2018年以來一直是演員工會成員。她擔心的不僅僅是短期內工作機會的減少，更擔心通過群演成為明星的時代可能很快會一去不復返：“制片公司很可能完全取代我們。他們不僅讓我們失業，還抹殺了演員在這個行業的起步點。做群演能使你受到扎實的電影教育，很多特技演員都是這樣入行的。”

如果行業不采取有效措施，數字人大軍可能隨時會出現在我們的銀幕上——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