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2024年春晚,開篇武術節目《爭春》定下熱鬧基調,負責監制之人正是享有“天下第一武指”之稱的袁和平,6月再迎新認可,奧斯卡評委“招新”,袁和平與舒淇一同入選。
聲名在外,敬重偶像卻被他擬做為“神”,他憑一己之力開創武術指導行列,巨星見面,總要尊稱他一聲前輩。
熒幕形象大多是衣冠不整、一手醉拳耍的虎虎生風的隱士高人,現實生活中,他是袁和平的父親,也是一個苦盡甘來的幸運兒。
北派武術
1912年的北平,對于無數人來說,這是動亂的一年。亂世將至,鮮有人能獨善其身。在這樣的背景下,袁小田出生在京城一個貧困的家庭之中。
從袁小田記事起,家里好像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每逢過年母親才會把家中為數不多的白面拿出來,摻一些黃面做成饅頭,這對袁小田來說便是不可多的美食。
家里日子雖然過的一貧如洗,但是父親在碼頭上做工,對日子仍然有盼頭。
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挑苦命人。有一天,下工回來的袁小田得知父親被迫卷入一場戰亂,而母親在家幾乎哭瞎了眼,跌跌撞撞的跑出大門,從此杳無音信。
身為家中的長子,他被迫承擔起了家庭的重責。年齡幼小的他,只能在碼頭上求富貴人家賞給他一點錢用來養活弟弟。
從小,他便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雖然生活艱辛,但小時候的袁小田便對武術產生了巨大的興趣,常常在別人賣藝的攤子上一看就是一下午,常常忘了回家。
沒過幾年,山河動亂,人心惶惶。這對于年輕的袁小田來說,一股子怒火從心中升了起來,心中那份習武救國的愿望越來越強烈。
八歲那一年,袁小田拜在了京劇武師趙捷亭門下。成為了一名京劇的武打學徒,在這期間,袁小田一直跟隨著師傅學習武術,在戲臺子上賺點養家糊口的錢。日子一天天過去,袁小田也在戲臺上逐漸長大,弟弟也有了養活自己的能力。
深思熟慮之下,袁小田選擇了與弟弟告別。他獨自跟隨師傅四處游學,幾年時間下來,袁小田走遍了中國北部大部分地區,期間跟隨眾多大師學習十二路彈腿,鴛鴦腳等等中華傳統武術,這給袁小田的以后的武打電影生涯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一代宗師
成年之后的袁小田,空有拳腳而無展示的平臺。機會也恰恰出現在這個時間,袁小田在南方學習功夫期間,結識了著名的粵劇大師薛覺。
正值薛覺瓶頸時期,唱了二十幾年粵劇的他,想給傳統粵劇添加一些創新。思來想去之下,他想起來自己前幾年在南方認識的一位朋友。
此人就是袁小田,不久之后,袁小田赴約來到了薛覺的家中,兩人幾乎是一拍即合,決定在傳統粵劇之中添加一些武打因素。
袁小田根據北派武學大師千醉翁所創的拳法“醉螳螂”以及薛覺的建議,創造了一套新拳法。這一下子讓薛覺所在的戲院爆火,袁小田也通過這次合作也打出了自己的名聲,更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隨著香港電影的不斷發展,袁小田將舞臺從戲臺轉移到了熒幕之上。在當時眾多武打替身之中,袁小田總是能緊緊地抓住每一個導演的眼球。
很快,袁小田便在香港電影界擁有了自己的一套班底。隨著自己名氣的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導演開始邀請袁小田擔任武術指導。
那時候,武打電影的武術并沒有什么觀賞性,人們更多的還是關注整體劇情。但是袁小田的到來給當時的武打戲帶去了很大的提升,武打戲的觀賞性肉眼可見的提升了不少。
袁小田成名之后,成立了“袁家班”,為電影界持續不斷的輸送著武術指導。其中袁小田的五個兒子更是扛起了袁小田的宏愿,踏入了電影武術領域之中。
大兒子袁和平成為享譽國內外著名的武術電影導演,其余四個兒子在武打電影界都成為了著名的動作指導。
開創“醉拳”
1973年,李小龍突然離世,這一下子給武打電影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市場也很快迎來了一大片空白期。
很多在當時拍攝武打電影的導演和演員都渴望抓住這一次機會,爭取打造成下一個“李小龍”。
但事情遠遠沒有那么簡單,李小龍之所以成為李小龍,不僅僅是其電影所帶來的成就,更多的是李小龍所帶來的精神,深深的傳向了國內外。
在此浪潮之中,袁小田的兒子袁和平抓住了機會,決定在自己人生中第一部電影《蛇形刁手》中讓自己的父親出演。
電影一經播出,大獲成功,幽默與武打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內容被袁和平恰當的融合在了一起。不僅如此,這部電影也是讓成龍從備受爭議的輿論之中解放出來,名字響徹了香港武打電影界。
在《蛇形刁手》大火之后,袁和平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次年,電影《醉拳》也緊鑼密鼓的籌備之中,經過商討過后,依然決定用成龍作為主角。
很快《醉拳》制作完成,呈現在了觀眾的面前。其中,由袁小田飾演的角色“蘇乞兒”深入人心。
在電影之中,蘇乞兒一副蓬頭陋面的酒鬼形象,給觀眾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越了成龍所飾演的主角。從此之后,玩世不恭,高深莫測的形象成功輸出到國外?!镀啐堉椤防锏摹褒斚扇恕保度省分械摹版傇S”皆是借鑒了這一經典形象。
1980年,袁小田因肺癌去世,一代醉拳宗師在香港與世長辭。他的離世,讓無數影迷傷心不已,也讓很多武術愛好者感到惋惜。
在周爺的電影《武狀元蘇乞兒》中,這一經典乞丐形象再次出現在了熒幕之中,而有趣的是,電影中飾演乞丐的人正是袁小田的兒子袁祥仁。這對于“袁家班”來說何嘗不是一種傳承?